人生中，我有过一年难忘的支教志愿者经历。

(相关资料图)

1999年，我是一个不甘于平凡精力充沛的年轻人。

酷暑难当的一天，当爱好阅读的我骑车经过南昌航空学院校园的橱窗时，被夹在《江西日报》新闻与广告之间的一则共青团江西省委招募去赣南山区小学支教的消息吸引。

第二天，我同样兴致勃勃骑着那辆叮当作响的自行车，从上海路一直骑到八一大道，敲开了团省委宣传部的大门——为人师表一肚子墨水的教师工作是一个神圣的职业，从小我心向往之。不久，当得知报名通过的消息后，没有多想我辞掉了南昌一家民营书店的工作——尽管我喜欢城市，也热爱读书，但去老区教书育人更富于吸引力，也更具挑战性。从偏远的农村出来又回到偏远的农村去，还没有什么收入，父母不怎么同意，但最后他们还是同意了我慎重的选择，母亲只是偶尔会絮絮叨叨。

我清楚地记得离开南昌的前一天。我骑车将客居南昌的行李载往邮局寄回老家，一路上，追着青山湖畔美丽的朝阳，微风拂过，兴奋，愉快。那天晚上，我和另外5名志愿者齐聚团省委边上一个宾馆，出发的前夜，团省委有关领导和我们欢聚一堂，小小的包间里我们青春飞扬。省志愿者协会秘书长还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为我们马上奔赴的新世界祝福：“希望你们牢记嘱托，一年后都能交出一份圆满的志愿者答卷。”

出发那天一早，我们在火车站集体乘车南下。火车上，我们都在为接下来一年的志愿者新生活滔滔不绝。记得一个江苏姑娘甚至情不自禁在车厢里唱了起来。她是学音乐的，老区的孩子其实更渴望艺术教育，她说，他们幼小的心田和城里的孩子一样也需要一切美的东西滋养。

一行6人，我们黄昏时分抵达上犹县城，分成两组，每组3人，立即驱车向群山环抱、世界寂静的另一个山村世界进发。

我们一行3人往离县城约30公里的寺下乡中心小学教学点方向驰去。

窗外一片漆黑，偶有山坳里小屋的灯光跃入眼帘，潺潺流淌的小河伴着我们左右。这就是我将要待上一年的地方，我想，这真像个世外桃源之地。

寺下乡中心小学在乡里一条并不热闹的小街的尽头，除了一栋希望工程资助建设的2层教学楼，就是几幢砖瓦结构的老房子，一个面积不小却没有绿树成荫的校园被青砖砌成的围墙围了起来。

对着锈迹斑斑的大铁门，立着一根后来我每周都要行注目礼的高高的旗杆。

我最欢喜的，是学校分给我住的一间背靠青山、青山脚下一条河床满是鹅卵石小溪的老屋子。为了让依山傍水的小屋子光线、空气更好些，我取掉了窗户的老挡板，挂在幽暗屋顶的重重蛛网也被我清扫干净，小床边一堵斑驳的墙我用报纸重新糊了，那把生锈的旧锁最后也被我换掉。一番精心打扫之后，小屋像是宜居了，从此，一个随身带来的小挂钟悠悠摆荡，伴我度过了这一年难忘的青春时光。

寺下乡中心小学约有200人，一到五年级，9个班，三年级以上的孩子住校。

我负责四年级两个班的语文课教学，这不如我意想的那样轻松。不久，我发现，朗读课文、讲生字生词、段落大意、中心思想这一套照本宣科的讲课方式，很难让好奇而热情的孩子们聚精会神上课，课堂上哪个孩子调皮捣蛋的事儿时有发生。不能再这样下去，但只带着一腔热血以为诸事皆顺来到这里，我又懂什么呢？和同来的志愿者交流，向这里的老师们请教，但心头的困惑仍然有增无减。

独自一人，我常常感到孤单，皓月当空时我观察、追逐着萤火虫的飞行；月黑风高睡不着的时候，我凝神倾听窗前潺潺流淌的溪水……

我要勇敢地解放自己，决心用与众不同的上课方式去重新赢得孩子们的好感。

一次，散步田垄间，一块石头下，我捉到了一只蟋蟀，把它放在竹藤编织的小笼子里养着，每天沉醉其间观察它。我知道，对它的了解将有助于我生动地讲解法布尔的《蟋蟀的住宅》。那两节课，我把肥大而活泼的蟋蟀带到教室，蟋蟀引得了孩子们的笑声，问这问那的多了起来，而答案多半就在法布尔准确、动人的语言里——不用说这拉近了我和孩子们之间的距离。

同样的方法，在讲《长城》这篇课文时，我拿出我相册里几张有关长城的照片给孩子们传阅，并同时给他们讲述我记忆犹新的那年秋雨中爬长城的故事。竖着耳朵，孩子们的眼睛一刻也离不开我，仿佛他们的生命中，从此和长城真的有了某种可爱的联系。

没有白费功夫，那一年期末考试，前三名都出自我带的两个班。

一个喜欢写作文的女孩子，拿了全年级总分第一名。为了鼓励她，我请人从南昌给我寄来几本书奖给她。后来我才知道，这弥补不了多少她心灵的创伤。

油菜花盛开的季节，我和另一个志愿者小郭，翻山越岭去离学校十多里远的泥坑村看她。她家的土砖木头房子摇摇欲坠，一块巨大的苫布从一面墙的檐下垂下来用来作半边墙，檐下的木门边，堆了一堆山上拾来的柴火。她家过得太苦了，她面黄肌瘦，胆小谨慎，此刻穿着成年人宽大的粗布衣服正在喂鸡。一个满脸皱纹、像是腿脚不便的老人，坐在她身后的旧椅子上，对她干的活儿指指点点。

“老师来了。”她低着头，细声细气地说，“屋里坐，我爸一会儿就回来。”

我们问老人好，并挨着她坐在檐下的一条长凳上。老人试图想问我们点什么，但不懂普通话，我们的交流并不顺畅。

一条蜈蚣突然爬到脚边，小郭吓了一跳，我踩了它一下，但它拖着残肢还在爬。我们到屋前屋后走了走，在一片沙沙作响凉飕飕的竹林里，小郭害怕，我却像是回到了亲切的故乡。

我的学生在喊我们。她的父亲正坐在阴暗的屋里抽卷烟，见我们进来，站起来，背驼得有些厉害。谈话中我们知道，尽管孩子成绩不错，但他态度还很含混，以为让孩子出去打工能让家里更快地好过起来。

这时，他还在村教学点上二年级的小儿子一身淤泥跑进来，好奇地打量我们，看到桌上我们送来的一袋水果，开心地叫喊起来。

他的姐姐叫他让开点，小心翼翼给我们端上了她做的鸡蛋面。一个从小失去母亲的孩子，她做的面比我做的好吃。

她缩在墙角的一个小竹椅上听我们说话。但没坐多久，她父亲要她去割猪草。在屋里，我看着她背着竹篓在小路上行走的瘦小的背影渐行渐远，一双长筒雨鞋跟着莹莹发亮。

这样的孩子，在赣南山里并非孤例。

那一年，我走访过的几家，家家都差不多，买不起一台早已过时的黑白电视机，连解决温饱都是问题。有的家里，衣服和桌椅板凳不知修补了多次，

有一个因为调皮成绩不好的男孩子，周末、寒暑假都要和父亲村里村外帮人建房子。他不想念书，他父亲也希望我有机会能带他到南昌谋个工作——当他们被巨大的生活困难击中，提起孩子能不能上学，成绩好不好一类问题，他们多半难以为之所动。无能为力，我还能做什么呢？

没事的时候，我爱找食堂的师傅聊天。他是一个爱说话的人，一边烧煤做饭一边海阔天空。他在上海、赣州打过工，年近花甲才回到老家谋了这份每月150元的差事。我从他的肩膀上看过去，高高的烟囱冒出青烟，有的笔直升向天空，有风则会或浓或淡飘过我的窗口。

那一年的支教生活，我每月300元补助，吃住在学校，省吃俭用还过得去，还有些余钱给孩子们买些文具当奖品。

寺下乡地处偏远，上趟县城不便。文具我都是在寺下乡一条小街上的那个小店里买。

我还记得，看店的常常是一个梳着长辫子的纯朴女孩子，说不上俊俏，但身材很好，和人说话时，脸颊好像抹了胭脂，一双饱满的小手柔软、白净、殷勤。她对我这个外乡人有好感。接触多了，我也想找机会和她在一起聊天。

然而，我们的爱情还没有萌芽，她就上广东打工去了。她父亲告诉我她的地址，但我写了几封信都石沉大海。一段时间，我空虚、惆怅，拿着一本书，一个人走向屋后的小溪，坐在大块的鹅卵石上，把双腿浸在清澈的溪水里，有时待到月升中天。

打发漫长的时光，我靠的是读书、抄书。从南昌带来的几本高尔基、泰戈尔的小说、散文，我抄了整整两大本。一个描写真实大气，一个感受细腻唯美，这两位大作家给了我最初的文学启蒙，并激起我对写作的热爱。按要求，每月一次还要给团省委志愿意者协会办公室写一封信汇报心得体会，我写过什么呢，现在记不得了，大概主要是一些关于学校改革的胡思乱想吧。

一年的支教生活，有时开心快乐，有时觉得孤独漫长，但很快还是结束了。

带着一个证书，一点经历，我又回到了南昌，然后在广州、北京，继续朝九晚五的打工生活。

一晃20年过去了。

这中间我没有机缘再次踏访寺下那片土地，但我并没有忘记那片红土地曾给一个小伙子留下的各种情感，特别催他进步成熟，懂得责任的力量。

我生命中的一年历史因为上犹县城而存在。

我还相信，寺下乡那个贫瘠、落后的时代早已过去了，如今一定变化很大，哪怕慢慢改变，20年也会翻天覆地，家家楼房，幸福满仓也未可知。有几次，我在网上、电话里打听有关消息，但已经物是人非，没人知道我想知道的老师和孩子们的下落。

这个喧嚣的世界上，愿你们安好，愿你们好运常在。

特邀编辑：董学仁

来源：《中国青年作家报》